金莎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是我国法治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最大的区别。

不仅如此，哈特奠定的这种认识框架对于我国法律界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再次，法律强制性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所必然导致的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特别不利于依法治国基本指国方略的落实。

因为即使是那些最软弱的法律，也都具有强制性，也都有国家保障它的实施。(13)具体说来，奥斯丁认为，法律的强制性实际上指一种约束(14)，一种命令，而一旦不服从法律规定，就会对不服从者施加不利的后果。分析法学的几代精英，都对此有过重要论述。第一，从理论上说，法律强制性不强不符合法律的属性。再次，实施强制的开放程度不同。

第三，法律强制性的差异是一种有序的差异，是合理组织的差异而不是任意的差异。在一部法律中，如果个别法律规范应该具有而没有法律强制性，那么，这部法律将会出现空白之处，从而极大影响人们对于这部法律的认识和评价。弱者生存的价值诉求相对于强者来说亟需尊严的匡助。

居住权是作为社会性（无偿）居住权利，受到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的制约。[18] 龚向和：《作为人权的社会权——社会权法律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从规范性来看，居住权的权利主体不仅是个人也是弱势群体。人权是在一国管辖范围之内，主要由国家通过国内措施予以保护和实现的人权。

从我国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来看，经济适用住房具有低限人权保障的意味。一个人若无尊严，那么他的生命就是一种无人格的形式。

结合我国人权实践模式，居住权是从宪法规范概括性条款人的尊严推导出的法律权利，具有人的尊严的精神意蕴，为人之权利的法定化奠定了基础。这里所说的弱者，并不是指静态层面的存在年龄、身体、疾病等生理性缺陷的生理性弱者，而是指随着时代发展而动态变化的社会性弱势群体。从居住权功能来看，居住权需要由宪法来确立并由私法来落实，具有公私法交叉规范功能，主要体现在物质功能、精神属性功能和发展功能之上，从而全面、整体提供居住权复合功能，以便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在应然层面上，人权是一种低限道德。

（四）居住权是一项具有发展性的权利 居住权是一项动态的权利，具有发展性。从人权属性、人权规范两个层面来审视居住权可以更好地扩展这一权利的功能。国家通过法律的方式为社会弱势群体获得住房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保障公民的最低生活要求，居住权以权利的方式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对物质资源的占有分配趋向公平正义，是一种有效实现人权保障的法律方式。可以经由居住权的主体、义务、内容等构建，提炼出作为人权的居住权的权利本质和基本原理。

《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其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及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2]从民法的角度，将居住权作为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进行调整，体现私人自治的核心价值，这当然有其必要性。

二是，居住权的精神属性功能。但不能忽略的是，由私法所创设的权利必然具有宪法上的依据才可能成立，在这一意义上，也必然会延伸出人权内涵的讨论。

国家通过特定的给付义务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性资源，保障弱者的基本生存需求，进而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达到社会的基本公平。居住权的最低道德标准是对每一个人进行道义的关怀，其关怀的对象不仅有个人，还有社会群体。就此而言，居住权本质的二元时代已经到来，居住权不仅仅是一项保障个人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权利，还是一项保障人基本生活水准的低限人权。由于房屋是社会稀缺性资源，弱者无法完全凭借自身能力对房屋进行合法占有，因此需要国家和政府以立法形式保障弱势群体的基础生存居住需求。居住权的设置旨在实现人有尊严地生活，这意味着是国家通过法律强制力保障人的生存需求。人权要求公权力进行保障的权利是一种主观权利，但是同时也是一种对国家权力进行约束的客观法。

【摘要】居住权是我国《民法典》创设的一项具体权利，从人权属性、人权规范两个层面来审视居住权可以更好地扩展这一权利的功能。【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66条至371条对居住权进行了专门的规定。

居住权是一项弱者权利，其目的在于保障社会弱势群体有尊严地生活。[2] 单平基：《〈民法典〉草案之居住权规范的检讨和完善》，载《当代法学》2019年第1期。

[10] 在德国的宪法理论中，基本权利被认为具有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的双重性质。我国居住权的内涵需要从整个社会视角来诠释正义的价值与功能，是旨在保障弱势群体出于生存需求而占有和使用所有权人房屋的权益。

法权架构 居住权是我国《民法典》创设的一项具体权利，受专章6个条文的规定。第一，从权利创设角度分析，权利的形成依赖于特定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二）居住权需公私法交叉提供规范功能 作为人权的居住权，是国家通过宪法基本权利把应有权利制定为法定权利，再落实到具体基本法律中促成实现，是对基本权利的宪法规范具体化。人权原则不仅是人类用以塑造国际社会的法律轴心，而且也是人类全部道德论的价值基点。

宪法基本权利不仅仅是所在国公民的个人权利，还是一种客观法。陈杰、吴义东《租购同权过程中住房权与公共服务获取权的可能冲突——为住租房还是为权租房》，载《学术月刊》2019年第2期。

在实然层面，人权的特殊性要求分配正义。[22] 刘志强：《论罗隆基的功用人权观》，载《现代哲学》2011年第2期。

我国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所载明的基本生活水准权利就是国家对人性尊严尊重的强化体现。居住权所保障的不仅是个人的发展，而且具有人的发展功能。

人权作为基本权利之一，同样具有主观权利和客观法的性质。以低限道德为进路，居住权的最低道德标准是对人的道义关怀，因而具有普遍性。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三、居住权的人权功能 居住权是一项具有人权属性，能够得到人权证成的权利，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在宪法的原则性规定下，将居住权规定在《民法典》中加以规范本身就是对个人基本权利的承认，是一种人权保护。

第二，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的发展权利都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其次，随着老人、离婚妇女和未成年人等个人弱者身份演变到社会弱势群体，居住权也实现从身份到人格的转变。

‘个体的最初含义是个人，当‘社会的概念延展得更广泛时，也包括人的群体（如妇女、儿童、残疾人等）以至民族、国家。首先是人的物质性需要。

如米尔恩所说，这种低限道德包含九项原则，即行善、敬重生命，公平对待，互助，社会责任，不受专横干涉，诚实信用，礼貌以及扶幼。第二，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法律是随时间不断变革的社会制度，法律必须根据是否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调整社会关系。